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从某种意义来说，教育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优势。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发展生产的需要常常以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形式表现出来并以此作为满足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教育实践的依据。换言之，国家政治制度或政治文化与教育之间存在本质性关联。

总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治根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教育数字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对“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二是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党的二十大重新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落实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部署，逐步健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体制机制，积极营造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社会氛围。这将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教育投入、资源保障等方面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教育信息化、数字化等制度和体系渐趋完善，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赋权增能。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整体可分为起步混搭期（1995—1999年）、奠基普及期（2000—2011年）、应用提升期（2012—2017年）和融合转型期（2018年至今）。2022年，教育部推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2023年，教育部重点做好“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强化大数据赋能教育教学、增强教育有效公共服务能力、加强数字教育国际化”四个方面工作。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搭建了智慧教育体系框架，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同，并逐步迈入创新引领新阶段。综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相关制度和体系趋于完备等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政治保障。

多年来，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既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议题。威廉姆·G.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在著作《反思教育与贫困》（Rethinking Education and Poverty）中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喻指为蛋和鸡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可理解为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对教育改革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成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是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加速现代社会生产技术更新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引擎表现如下：

一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近十年来，我国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经济发展总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世界局势加快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下，我国仍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并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设施环境改造升级。

二是教育投入稳步增长是保障。自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历史性地达到4%以来，我国已连续11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不断完善教育财政投入政策，明确中央和地方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持续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结构、科学建立教育经费监管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不断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切实用好教育经费的每一分钱。也只有“把教育经费的每一分钱用好，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三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专项投入，相关设施环境不断优化。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在教育投入中加大对教育信息化的倾斜，保障教育信息化发展需求”。2016年6月，我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保障，形成多元化投入支持机制”。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各地要切实落实国家关于财政教育经费可用于购买信息化资源和服务的政策，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力度”。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提升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并持续关注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投入问题。这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持续、稳定、有力的经费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科教融汇作出新的重大科学判断。当前，我国正处于科技革命和教育变革两大领域的历史交汇期和深度融汇期。此时，科技与教育的关系不再是过往那种的简单关联或机械叠加，而是以集群式、内生性、全时空的方式整体推进和融汇共生，融汇的姿态更加主动、领域更加宽广、要素更加多维、方式更加多元、价值更加丰富。在某种意义上，科技革命在对教育结构重组和流程再造的同时，也在深层次变革着教育的服务方式和育人生态。科技变革教育的探索实践也正从单一的科技赋能拓展至社会转型、科技赋能、教育变革和变革有序四个维度。换言之，科技与教育深度融汇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远超人类现有预期。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科技驱动方面具有如下现实基础：

一是重视科技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锦涛同志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科技创新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实施一系列配套举措，推动一系列重要工作，切实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教育融汇是可行的、可信的、可用的。经过多年发展和多方努力，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在2.0基础上逐步迈入数字化转型阶段。教育信息化已由起步应用阶段进入融汇创新阶段，对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支撑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作用日益明显，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赢得世界各国普遍认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要素和新活力，在满足需要（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社会转型和人才培养等）、激发潜能（提高学生素养、赋能教师教学、升级育人环境、提升教育治理等）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融合度、可行性和可信性。

三是指向智慧社会的教育治理和技术治理新格局逐渐形成。从技术治理视角来看，智慧社会的教育治理通常包括教育领域中的智能技术治理和教育治理转型中的智能技术，二者互为目的和手段。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的教育治理模式正逐渐转化为泛在智能的智慧化的教育治理新模式。2022年，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指数为0.74，数字化教育环境初步形成，数字化教学的创新应用开始呈现，数字治理框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成效已经显现。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演进过程，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标识。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问题的终极思考是主体性哲学。在此语境下，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是我们系统认识和深刻把握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从现代性、主体性和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相结合的视角将人类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认识和理解是超越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旨在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本逻辑，其最终指向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由此可见，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其在演进逻辑上存在着物质—技术、文化—制度、人三个层面的现代化。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则是人、技术、组织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人的现代化是其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因素。

一是人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居于“双主”（主体、主导）地位。马克思从现实性视角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认为，人的本质具有人的需要（起点层次）、物质生产实践（核心层次）、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层次）、理性（关键层次）、自由而全面发展（理想层次）五个层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开放的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纵贯马克思“人的本质”五个层次。在这种“在场”的现代化，人既是主体，也是主导。

二是人、技术与社会是生态性、互动性和嵌套性存在关系。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视角下，人是该社会实践活动行为的发起者和结果的承受者；技术具有工具性特征，构筑起人—人、技术—技术、人—技术、人—技术—社会等多层次关系；社会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社会，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去能动认识和改造的社会，人和技术既依赖和受制于社会，又通过社会构筑起“人—技术—社会”融汇创生的指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图景。

三是确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换言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力量，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条件。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颠覆性的创变过程，其发展的每一步都与科技革命、人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对新时代职业教育应发展成什么样、怎样实现发展等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应对“转什么、如何转、谁来转和转去哪”四个基本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和清晰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筑起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究竟要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且需要科学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一是转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数字化是目标方向或形态范式，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实现这种目标或结果的手段和过程。在此语境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重塑职业教育数字化智慧形态的方式方法和动态过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能等同于职业教育信息化、数字化，不是对信息化的修修补补，而是以新数字技术智能应用和大数据聚合为实践导向，对职业教育形态进行划时代、系统性、深层次创变的过程。

二是转基建。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的实施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将经历“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三个逐级提升阶段。这些阶段均指向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融合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创变基础设施等方面。可见，职业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核”和基础。

三是转要素。从词义构成来看，转型实则是转结构、转形态、转样态、转范式，意味着由一种形态、范式转向另一种形态、范式。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对职业教育系统内外部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与教育物质等）进行颠覆性创变。如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应进一步瞄准全球教育发展新趋势和国家重大战略新布局，价值功能应进一步契合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的需求和人的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需要，治理格局应进一步强调“应用至上”和数据驱动等。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逐渐形成了以下三重范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范式。该范式依托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由中央高位推动、政府统筹实施并在全国大规模执行，其转型逻辑更加注重价值观引领和新范式塑造，进而向下、向内进行渗透。换言之，政策驱动范式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终将回归到数字化文化转型层面。2022年以来，教育部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成了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数字化的标准规范，在全球数字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

二是“自下而上”的实践导向范式。该范式侧重从职业学校办学需要和投入水平、从人的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的需求等方面开始，然后再逐渐回升到政府层面。从转型轨迹来看，该范式不是颠覆性变革，而是渐进式改良，是在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中完成局部性改造。较政策驱动范式而言，实践导向范式较为温和，其在向上、向外的辐射过程中表现得也较为谨慎。

三是“横向协同”的经验互鉴范式。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开放的系统性工程，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动关系，系统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机理，要求我们要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考虑和设计。由此，促进利益主体之间、教育类型之间、教育层次之间深度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汲取经验智慧、汇聚力量资源，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支撑。

在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则是由多主体深度协同而重塑的职业教育新形态，并深层次影响着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和功能。由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指涉哪些利益相关主体？这些主体又各自担负什么角色和发挥何种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基于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行企、科研机构和社会六方主体的深度协同，进而形成主体协同、环节互依、要素联动、推进有力的工作闭环。其中，政府是引领者和统筹者，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和政策制发的主体；职业学校是实施者、检验者和受益者，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阵地；家庭是参与者和推动者，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伙伴和拓展力量；行业企业是融入者和伴生者，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专门研究机构是指导者和助力者，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实践指导和舆论引领的“排头兵”；社会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者和衍生场，新数字技术及数字化设施设备也将在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中不断得以升级和革新。上述六大主体尽管角色担负和职能分工各有侧重，但彼此间是以深度协同方式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这充分表明，“政府—学校—家庭—行企—研究—社会”主体协同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从静态横截面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则是在破坏旧职业教育生态和重塑新职业教育生态的转承和跃升中完成的。由此，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也就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归属和目标任务。一方面，新数字技术已成为职业教育生态的能动要素和核心力量，并极大拓展职业教育系统诸多要素的内涵、边界、功能、结构、关系和样态，使得旧的模式、方案、标准和规范等逐渐被打破，并逐步建立更加人本化、智慧化和开放化的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如泛在智能的学习空间、普遍适切的因材施教、精准智能的管理服务等。另一方面，新数字技术及数字化设施设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优势，对职业教育系统所有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和强大赋能，并在理念、体系、模式、内容、治理等方面对职业教育范式和形态进行重塑，进而建立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如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空间（融合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和场景，培育建立跨时空、跨学科、跨专业、跨班级的学习共同体等。在破旧立新过程中，都要始终秉持育人为核心。人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新数字技术及数字化设施设备始终要服务人的成长和发展。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能为学生提供更加适切的教育，进一步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增加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就好业”的需要。可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重塑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为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有力支撑。

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技术变革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而是生态上的变化。以新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为基点的数字化转型自然也不会例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未来方向是智慧职业教育，发展归属是重塑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由此，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在培植健康“数字文化”基因、搭建分阶“核心要素”框架、加强无碍“设施环境”建设、持续提升“转型能力”水平、构建全域“数字生态圈”五个方面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要从树立数字意识或数字思维开始，并充分体现出“数字文化”特质和调性。换言之，数字文化转型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和思想根基，其根植于人的地位、学习范式、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等文化基因。因此，我们要培植健康“数字文化”基因，加快形成有效支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想底蕴和文化价值。一是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增强（教育）数字化建设，构建更为丰富、智慧、个性的数字化学习空间和应用场景，让新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设备设施真的可用、好用；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等相关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切实赋权赋能赋利到相关主体，并在要素、服务等方面做好协调工作。二是地方政府和学校应进一步更新政府人员、学校师生等相关利益者的数字意识和数字思维，系统提升他们的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如：政府人员和学校管理者应具备的数智决策管理能力，学生应具备适应时代变革的数据意识、计算思维、合作学习能力、数字胜任力和科学精神等。三是在政府的引领和统筹下，社会各行各业应协同推动新数字技术升级革新和广泛应用，打造数字工匠精神，以数字技术的传承、革新和数字工匠精神的弘扬来带动正视数字技术、建设数字社会的良好氛围形成，进而为深入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筑牢价值信念和奠定文化基础。

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由新数字技术驱动和数据要素赋能而引发的职业教育系统深层创变的过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亟需厘清转型层阶和要素框架。一是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应进一步加强协同、增进合作，组建跨系统、跨部门、跨专业的数字化专班或工作组，从国家层面对“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三大发展阶段作出制度设计、时间安排和技术革新，并为地方政府和学校等主体自主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预留空间和时间，鼓励有基础、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和学校开展数字化转型先行先试工作。二是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应多维联动、协同发力，对宏观层面的政策要素（国家战略、制度政策、规范标准等）、中观层面的数据要素（数字新基建、教育数智治理等）和微观层面的主体要素（人才培养、教学范式、师生数字素养等）等进行一体化设计和嵌套性重构，促进各类要素在技术、组织和社会等层面和维度自由流动并发挥作用。三是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者和主阵地，应进一步处理好学校内生需求和外部强力推动、宏观顶层设计和自主实践探索、整体系统推进和局部重点突破、前期建设规划和后期改造升级、发展层级提升和效果科学评价等关系，持续建设和汇聚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基地等方面的数字化资源，为学校数字化转型注入新活力、释放新动能。搭建起纵向贯通（技术—组织—社会）、横向联动（参与者、目标、技术方法），由新数字技术驱动和数据要素赋能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架构和行动轨迹。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持续演进、系统复杂的创变过程，需要以数字化设施环境为物质基础和支撑条件。2018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并将其内容概述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教育新基建是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可见，教育新基建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支撑，是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牵引力量。基于此，我们应做好：一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统筹下，省级政府应对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有水平和主体需求进行新一轮摸排，并从数字技术、数字校园、数字平台、数字资源、数字应用、数字安全等维度分类呈现，科学研制出符合省情学情的学校数字化转型指导手册或解决方案，加快建立省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共同体或联合体。二是教育部应进一步协同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快研制学校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标准、数据标准、操作标准、应用标准和安全标准等，进而统一各方共识、减少重复投入、汇聚强大合力；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研制专班，进一步揭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新基建的不足和努力方向；分批设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校，通过榜样示范带动周边区域和学校数字化转型。要以教育新基建为抓手，持续优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设施环境，让设施环境“无碍”而“有爱”，充满育人温情和善意。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无论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师生数字素养等软实力的提升，均指向国家教育能力。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是国家能力在职业教育及相关领域的集中体现。国家教育能力的强弱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及目标实现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聚焦国家教育能力及纵向延链、持续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是做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关键。一是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制度设计和节点把控，通过国家汲取、渗透、规制和分配等多种能力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多点赋能、多维提质、多链增效，动态呈现国家推动实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正当利益和力量。二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等应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如数字沟通能力、数字社交能力、数字团队建设能力、数字变革能力、数字科技技能、数字信任能力等，充分发挥他们的数字“中介作用”，进而全面唤醒组织成员的数字化思想，科学引领组织成员数字化转型，最大程度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效力。三是政府和学校应建立能力分维、层次分级的师生数字化能力培养和认证制度。在能力方面，可分为“新数字技术、设施设备的科学认知和简单应用”“新数字技术、设施设备的深度应用”和“熟练掌握新数字技术、设施设备的前沿知识和应用技术，并能创新开展工作”三个层维；在层次方面，可分为“初级（培养意识）—中级（能力建设）—高级（技术应用和创新）”三个阶段。经过系统培训和考核认定，可由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颁发相应的技术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与社会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生产系统、政治系统及文化系统等存在着相互关系。基于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复杂、开放、长期的系统工程，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教育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这需要我们从全域生态观的视角把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规律，进而重塑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应以新数字技术为基本手段，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培养更具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时代新人为根本目标，加快打造职业教育全域“数字生态圈”，积极重塑智慧职业教育新生态。一是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发展数字科学技术、打造数字产业集群、释放数字经济动能、提升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加强数字安全保障，加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而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地方政府和学校应进一步聚焦数字网络生态、数字平台生态、数字资源生态、数字校园生态、数字应用生态、数字安全生态、数字人本生态和数字服务生态等，构建全域联动、多链融合、体系完备、高效便捷、精准服务的职业教育“数字生态圈”。三是职业学校应立足区域发展实际、自身发展基础及优势资源，构建适切的学校大数据生态圈。其核心是服务人、发展人和成就人，整体分为内圈层（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人才培养等）和外圈层（技术支撑、日常运维、安全保障、服务供给等），通过大数据对学校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行多模态融合诊断和即时性智能分析，为进一步优化相关工作提供有力数据支持。

文章转载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18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行动框架和实施路径》，作者：陆模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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